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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两译本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时间:2014-09-15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3906字
论文摘要

  我国翻译理论学者胡庚申在 2004 年出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关于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基本思想引入翻译学理论研究中,考察了翻译中的适应选择行为,同时阐述了相关研究对翻译理论的宏观解读,进而梳理达尔文所述自然界的 “适应/选择”与翻译活动的诸多相通之处,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可以从宏观翻译观的角度确立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 ‘中心’地位”的 “翻译适应选择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文的产生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即 ‘自然’选择译者和 ‘自然’选择译文。这里所说的 ‘自然’指的是 ‘翻译生态环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两个阶段中,此 “自然”非彼 “自然”,即翻译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是由译者的身份转换带来的。

  一、翻译生态环境与译者的双重身份

  什么是翻译生态环境? 为什么是翻译生态环境而不是译学研究中常用的语境或者文化语境? 胡庚申在阐述翻译适应选择论时提出 “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观,翻译于是被界定为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之所以引入翻译生态环境这个概念,除了意图与达尔文进化论中 “适应/选择”学说相对应外,还因为在翻译过程的第二个操作阶段,译者在 “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的前提下,又转过来以翻译生态环境的 ‘身份’实施最终行文的选择”。因此,翻译生态环境有别于语境和文化语境。具体到一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中的 “身份”变化无疑会影响到译者的适应方式和选择途径。

  译者身份这样的变化有一定的哲学基础。根据哲学的基本原理,静止是相对的,而运动是绝对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同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承担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事物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其主观、客观角色定位是一种相对状态”。

  实际上翻译学研究通常所说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又是译作的作者,译者既是 “奴仆”,又是 “主人”,译者既是信息 “接收者”也是信息 “发出者”等等,都可以反映出译者的多重身份。就 《飘》在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本翻译过程而言,这样的影响渗透到两名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导致对同一原文两名译者在很多情况下都选择迥异。二、《飘》两译本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唯一的一部小说 Gone with the wind 写成于上个世纪 30 年代,小说一经问世便曾在美国创下了一天销售五万册的销售奇迹,到 50 年代就被翻译成 40 个国家的 30多种语言。最早被译介到中国是由傅东华翻译的,题为 《飘》,于 1943 年在上海出版。2010 年译林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厦门大学李美华翻译的译本,书名同样翻译成 《飘》。下文中笔者将就不同生态环境对译者和译文的选择分析译者身份改变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这里,“身份改变”可以是同一译者的身份改变,也指同一原文由不同身份的译者翻译。

  1. 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达尔文 “自然选择”学说的实质是任何生命体的生存和繁衍都是接受自然的选择、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这一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中去后认为“译者 ( 译品) 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

  那么在译文产生的第一阶段,即 “自然”选择译者的阶段,译者自身尚没有成为影响其翻译选择的翻译生态环境的一部分,此时译者是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如何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呢?

  分别分析傅东华和李美华在翻译第一个阶段,可以看出他们未来得及参与的翻译生态环境在他们从事翻译之前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影响,直至他们后来翻译策略的选择,由此可以解释两部译作的差异。

  傅东华的翻译是在上个世纪40 年代的上海。彼时的上海处于日本人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之中,外部的九州国际娱乐平台政治文化环境给译者的创作空间相对较小。同时,译者在翻译之前,由原作改拍的电影已经在上海风靡一时,而旧时的中国掌握英语的观众毕竟是少数,于是公众强烈希望一部译本可以应运而生。

  这是选择傅东华成为该部原作的译者的宏观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考量译者所处的微观翻译生态环境可见译者虽则一边有选择译或者不译的自由,一边也必须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首先是 “当电影开映的前几日,有些朋友怂恿我译这本书,意思甚是殷切,仿佛这书的翻译非我莫属似的。”

  此为选择译者成为译者的微环境之一。其次,即便译者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翻译了,还要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即译作的出版问题。出版商成为构成翻译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国华编译社听闻译者有翻译的意向,便派人与译者接洽,最终达成了翻译出版的意向。可见,译者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这里包括译作读者期待,出版商的委托,原作本身价值和九州国际娱乐平台影响等要素共同构成一个 “互联互动”的整体,共同 “支配”傅东华成为原作的某一版本译作的译者。这个阶段也可以看出傅东华对翻译生态环境的调节适应,即译者适应。

  2. 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当译者进入翻译过程,着手进行翻译准备工作时,此时便进入译文产生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翻译生态环境是在选择译者,因此,这时的翻译生态环境不包括译者。

  然而,不同于第一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译者的介入,译者的状态发生了变化,此时的译者已经跟之前的自己不一样,他已经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成为特定的译者,成为影响其自身翻译选择的翻译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其身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读者转变成一名译者。“这时的译者就不仅仅是能够产生译文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一般成员,而且已经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的 ‘典型要件’,可以说已经能够体现、以致代表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选择”。

  在选择的过程中译者也在第一个阶段的被动接受者这一身份的基础上获得第二重身份: 翻译生态环境。前文阐述过,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此时,译者本身也参与到这种集合中来,跟其他之前在第一阶段业已存在的翻译生态环境要素一起制约着自己如何达成对翻译生态环境的最佳适应,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

  具体到 《飘》的两个译本的翻译过程,译者作为翻译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已经决意选择原作但是还没有着手进行具体的语言转换层面的翻译时,译者对译文的选择与操纵主要体现在译者本人对原作的认知和评价。这样的认知和评价包括译者对原作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本身的认知和评价,对原作构建的世界的认知,对原作刻画的人物的态度,译者本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对读者期待的审视等要素。这些要素无疑会影响译者最终选择把原作以什么样的译文呈现给目标读者。

  在傅东华接受选择,成为译者之前,他对原作就已经形成自己的认识,不同的是,此时的认识还只是可能会影响翻译过程的潜在因素,而当译者正式接受自己的译者身份,以翻译生态环境的组成要素选择译文时,这样的潜在因素便积极参与到译者的翻译过程,影响译者对译文的选择。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如省译,节译还是忠实地再现原作,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译作的语言风格,译作的交际功能是否实现等方面。傅东华认为原作 “虽不能和古代的名作等量齐观,却也断不是那种低级趣味的时髦小说可比———它的风行不是没有理由的,它确实还值得一译”。

  由此他把原作定位成一部爱情流行小说,因此,采取了大量的省译,如大段的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因为他认定这些跟故事情节关系不大。

  有了这样的认知和评价为指导,同时他又认为由于原作改拍的电影风靡一时,观众亟需一部汉译本,译者侧重译出一部爱情小说。在傅东华译文的选择中,除了顺应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侧重故事情节翻译外,在语言层面上,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策略,用符合当时的读者的语言习惯的表达。例如,故事中的人名被翻译成类似于 “嘉乐” “宝玲”“英弟”,地名则被翻译成类似 “陶乐” “曹氏屯”“钟氏坡”等符合读者表达习惯的名称。

  在李美华的翻译过程中,当她接受自己的译者身份,着手翻译时,她对文艺作品本身的认知和评价,对原作构建的世界的认知,对原作刻画的人物的态度,译者本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对读者期待的审视等等也从潜在因素变成翻译生态环境的 “典型要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译者选择符合译文读者期待视野的译文。这也体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译作的语言风格等方面。21 世纪初,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国内对英语教育的重视,此时的译本读者相对于傅东华译本的读者来说,语言水平和背景知识储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背景下,译者的翻译势必更为贴近原作的主旨,在语言方面,一方面可以也更为贴近原作,另一方面也符合当代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首先,由于译者把原作定位为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一本举足轻重的世界名著”,由于译者对原作的这种认知,人物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得以在译文中再现,显然这些内容在原作中是原作者阐述当时九州国际娱乐平台背景,表达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译者的语言使用也符合当代读者的语言习惯,傅东华笔下很多极富本土特色的概念不见了,如 “the twins”不是翻译成“哥儿俩”而是 “兄弟俩”, “the three on theporch” 不是翻译成 “这两位哥儿和一个小姐” 而是翻译成 “游廊上三个人”等等。显然,译者自身所处的九州国际娱乐平台环境,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构成影响译文语言风格的翻译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在译者开始翻译活动之后,译者自身构成影响译文创作的典型要件,译者身份的变化使其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译文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刘祖培. 译学的信息———思维模式———兼谈中国译学的特色与体系[A]. 杨自俭主编《译学新探》[C]. 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2. 196.
  [3]Margaret Michell. 飘( 傅东华,译)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4]Margaret Michell. 飘( 李美华,译)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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