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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之争

时间:2018-09-25 来源:经济论坛 作者:陈俊杰 本文字数:7873字

  摘要: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有必要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流派之溯源与批判起步。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理论基础, 主要是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儒学为标杆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从反全球化运动到“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任重道远。回顾与前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北京共识”之争, 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他山之石”。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 经济全球化; 北京共识;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迈向“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新时代”, 其鲜明特征是“让中国人民强起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 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则要研究我们要融入的是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经济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抑或我们要“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还是“全球资本联合起来”?“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新时代”要“让中国人民强起来”, 则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与资本主义“普适价值”之争将是个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21世纪20年代或将完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转折, 相关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研究要与时俱进。
 

国际政治
 

  一、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流派之溯源与批判

  建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 首先有必要理清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有哪些, 否则强调“中国特色”就有画蛇添足之嫌了。在学科关系上,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迄今为止, 西方国际关系学主要有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要理清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流派的基本问题有哪些, 则有必要从哲学源头上理清其思维局限所在。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流派强调“政治对经济起决定作用”,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政治属于生产关系 (进而是意识形态) 的范畴, 而经济属于生产力 (进而是物质形态) 的范畴, 因此现实主义流派在哲学阵营里可纳入意识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范畴。古典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认为, “国际无政府状态”促成了国家不得不“为争夺权力而斗争”的工具理性, 其理论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为解释雅典与斯巴达争霸而被后人概括的“修昔底德陷阱”。新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尼尔·沃尔兹的代表作《人、国家与战争》将自冷战以来形成的“核恐怖均衡”与人的工具理性纳入国际关系研究, 认为二者导致“为争夺权力而斗争”的核大国之间不得不维持和平竞争, 因此不可能再激发世界大战;斗争激烈程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斗争本身的取消, “为争夺权力而斗争”万变不离其宗而并不过时。为此, 罗伯特·吉尔平的代表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提出“霸权稳定论”, 认为单极世界霸权是维持国际九州国际娱乐平台稳定的关键, “国际市场”的繁荣是这种霸权的产物之一, 其他国家“搭便车”则是不利因素。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流派强调国际环境的客观制约性, 而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矮化为一种工具理性, 这种由“国际”而“国家”的结构主义的外在决定论可纳入客观唯心主义范畴, 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相对应。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流派较为复杂。古典自由主义流派鼻祖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强调, 国家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落实福利政策而有必要“政治修明”, 因此他眼里的国家仍未摆脱工具理性的“看门狗”角色;对国家的兴衰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的载体主要是个体, 而“自利” (其追随者将此概括为“经济人”) 是人性的主要方面, 也是繁荣市场的意外驱动力 (个体的“自利”积累为整体的“利他”) , 亦即人性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而不得不“自利”, 从而有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 他早年写下的《道德情操论》强调的人性的“利他”一面仍未摆脱其被矮化的工具理性的“锦上添花”角色, 马克思主义则基于唯物史观的辩证法推论人性的“自利”与“利他”将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此消”而“彼长”。新自由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的代表作《权力与相互依赖》, 强调“世界市场”的形成导致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不必再“为争夺权力而斗争”, “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前景意味着“世界经济”有必要“去政治化”而“世界政治”有必要“去经济化”, “生意就是生意”“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是其通俗表达方式。较之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以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为起点, 新自由主义更重视人性“自利”的工具理性而忽视国家的工具理性, 但从“国家理性”或政治理性到“市场理性”或经济理性的转换仍未摆脱工具理性的范畴。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流派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意外驱动力, 而将人的“利他”一面也矮化为一种工具理性, 这种由“市场”而“自利”的工具理性论的外在决定论亦可纳入客观唯心主义范畴, 与西方微观经济学相对应。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义流派与现实主义的结构主义外在决定论相反, 强调人的“共有观念”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建构功能”的内在驱动力。建构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九州国际娱乐平台理论》承认“国际体系”的客观存在, 但更重视人的“共有观念”对其建构作用的决定性意义。换言之, 没有人的“共有观念”就不可能有“国际体系”。这种唯心主义一元论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是第一位的”渐行渐远。较之于自由主义流派矮化的人的工具理性, 建构主义流派的问题则在于神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国际市场”也要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的“共有观念”的产物。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义流派强调以“共有观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物质形态的客观制约性, 这种由“共有观念”而“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的内在决定论可纳入主观唯心主义范畴, 与西方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对应。

  二、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理论基础

  自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 “儒学”与“儒术”之争导致垄断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历代弟子毁誉参半。将西方哲学转换成“中国话语”, 则“新儒家”里的宋明理学程朱派的“存天理, 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 而宋明理学陆王派的“顺天理, 尽人欲”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范畴。王守仁晚年进而认为“人欲”即“天理”, 实际上是将“天理”矮化为服务于“人欲”的工具理性, 这种唯心主义一元论早已在朱熹不够检点的私生活里有所反映, 只是前者对后者的“批判性继承”局限于理论层次而已。宋明理学日益僵化与“新儒家”伪君子泛滥成灾并行不悖是落后的蒙元、满清入主中原的文化祸根之一, 鸦片战争激发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则终结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 “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暂时斩断了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进程, “文革”又暂时斩断了中国“找回”儒学等传统文化的进程。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与“新儒家”嫁接资本主义的“新加坡儒家资本主义模式”遥相呼应,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在苏东剧变前后喧宾夺主, “政左经右”之争导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日益边缘化则似乎很难逆转。在这种不利形势下, 郑彪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势而生”, 以“穷人也要有根打狗棍”自序, 强调建构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 在呼吁“找回”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却未言明如何对其“吸取精华”而“剔除糟粕”。李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强调中国融入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必要性, 但未言明中国要融入的是不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较之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式微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滥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千呼万唤难出来, “北京共识”之争并不少于“华盛顿共识”之争。

  既然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主义流派强调文化领域的“共有观念”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建构功能”, 以儒学为标杆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否助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 儒学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为主旋律的“修身、齐家”部分在个人私德领域并不过时, 但以“和为贵”“慎战”为主旋律的“治国、平天下”部分很难融入资本主义企图一统天下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新加坡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在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则强调国际冲突正在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 儒学从“内圣”到“外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1年孔子像在天安门立了又拆,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争同样余波未平。要强调“中国特色”就不能不提儒学, 中国的“文化自信”有必要从对儒学“吸取精华”而“剔除糟粕”起步, 无论由此而激发的争议多么复杂, 这理应是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不断“推陈出新”, 包括普雷维什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考克斯的批判理论、哈特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哈维的帝国主义竞争冲突理论, 等等。无论其聚集点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不同程度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三大结构性矛盾 (商品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与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的矛盾、资本的不断集中与贫困化人口的扩大的矛盾、利润率不断下降与九州国际娱乐平台生产延续性的矛盾) 为逻辑起点, 但是否由此而导致国际政治冲突则又引起了不同程度的争议。因此, 即便中国能融入资本主义国际体系, “和平崛起”能否实现仍有待观察。马克思主义强调内因的决定作用, 但也不忽视外因的干扰作用, 而且承认后者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压倒前者。上述理论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 但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的基本观点又有不同程度的争议, 对此持乐观态度则与亚历山大·温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接近, 对此持悲观态度则与沃勒斯坦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接近。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必要恪守“中庸之道”, 在二者之间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黄金分割点”。

  三、从反全球化运动到“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反全球化运动自经济全球化起步以来就从未中断过, 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在世界各国此起彼伏。反全球化者不仅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零散而众多的自发的无产者, 而且有发达国家越来越多走向破产而不再幻想的中小资产阶级组建的相关国际组织, “全球资本联合起来”的经济全球化似乎正在遭到“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反弹, 越来越多走向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在注入新鲜血液。尤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占领伦敦运动”、德国“Pegida”反移民运动、西班牙“我愤怒”运动等等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欧盟顶梁柱德国总理默克尔连任形势不妙而无暇顾及乌克兰、土耳其等国申请加入欧盟的乱局, 欧洲大分裂似乎成了大势所趋, 英国脱欧与“特朗普旋风”更是让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进程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但有必要看到,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磨练而不断改良, 自觉性、组织性、普遍性不足的反全球化运动不可能在短期内赢得全面胜利。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诸流派均以维护乃至扩张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为终极目标, 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反感与抹黑 (比如将反全球化偷换概念为“反现代化”) 一目了然而毋庸置疑, 否则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失去了必要性。尤其是后起的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流派, 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进步论”与“世界同质论”鼓吹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文明”, 企图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弱化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而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控制全球资源, 因此是西方跨国资本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在先行的现实主义流派向新现实主义流派、自由主义流派向新自由主义流派过渡的过程中, “国家理性”与“市场理性”相互妥协而相互渗透,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之争正在失去意义, 其研究重点从主义问题到案例问题的转向本应引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拾人牙慧者的警惕, 却因其“去政治化”的迷惑性而在中国激发了更多的“普适”与“特色”之争。改革开放的中国当然不会反现代化, 但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在融入现代化世界 (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所说的“黑屋子”显然是针对特朗普的, 其政治基础之一是排斥外来低端劳动力的收入相对较高而日益“贵族化”的发达国家低端劳动力, 这一部分被异化的“无产者”反而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障碍) 的过程中继续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战线, 在苏东剧变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阶段“不忘初心”, 否则“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都会沦为空谈。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迄今为止仍多局限于口号上, “全球资本联合起来”则在不动声色而有条不紊地步步紧逼。资本垄断与资产阶级专政相辅相成的新帝国主义联盟不断“改良”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苏东剧变更让“华盛顿共识”一统天下的和平演变肆无忌惮地公开化, 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招商引资“逐底竞争”恶性循环, 对国内反全球化运动的压制甚至比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既要反对发达国家排挤中国输出的低端劳动力, 也要善待从最不发达国家引进的低端劳动力。中国当得起“世界工厂”, 却当不起全世界的“血汗工厂”, 否则同样跳不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以章家敦为代表的“中国崩溃论”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 但中国有必要引以为戒, 阻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的“新常态”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九州国际娱乐平台、生态等领域全面弯道超车。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在诸多领域的围堵铁证如山,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越来越难以垄断理论上的话语权, 形势比人强。面对2018年中美贸易战, 我们必须承认“华盛顿共识”中奉行“赢家通吃”信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奉行“相互依存”信条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否则两国相关争议 (一是要不要经济行为“去政治化”, 二是零和博弈与正和博弈是不是在国际关系中水火不容) 将无从解构。

  “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者追求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的不可或缺的实践环节之一, 在21世纪至少要促进反全球化运动中反击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未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者 (无论企业、国家或国际组织) 还会被自由主义者抹黑为各种负面形象,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转型升级”一定还会走更多的弯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源远流长, 但迄今为止仍有不足之处急待改进。比如, 对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缺少归纳与总结, 对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中部分内容的分析还不够全面与充实, 对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对中国对外交往的实践意义研究较少, 缺少对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与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对比研究。

  四、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北京共识”之争的回顾与前瞻

  乔舒亚·库珀·雷默 (2004) 首创的“北京共识”曾被其本人视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全球化”, 但未言明是不是有必要强调让“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国际九州国际娱乐平台先后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机遇论、人民币升值论、中国能源需求威胁论、中国盛世论等等。西方主流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期间的问题将超过成就, 比如卢荻认为, 其经济发展的代价是经济危机;克鲁格曼认为, 其经济增长数据充斥着不可信的符号体系;罗斯基认为, 能源消耗萎缩很难支持其经济增长。雷默对该共识的概括未能引起广泛共识, 相关概念有可能延伸出一条新道路。经济增速放缓的中国正在拉动内需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不宜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其应对各种新矛盾的政策调整。科沃德科 (2011) 认为, 该共识被作为借口从监管不足转向过度监管的“腐败的、官僚气的、不灵活的国家资本主义”, “新务实主义”足以实现私有产权的经济自由并通过国家适当干预对市场自发力量纠偏。斯科特·肯尼迪 (2010) 认为, 对该共识的广泛争议并不意味着学术界看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的开拓性, 证明其经济发展路径有独特性的任务则因缺乏界定相关概念的一致意见而搁浅。该共识只是对东亚发展型国家威权资本主义的延伸而未严格遵循威廉姆森的“华盛顿共识”十项原则, 但两派中的原教旨主义者都高估了其背离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程度。西方经济学的灵活程度足以与该共识和平相处, 却恰恰削弱了其中挑战西方正统学说的那些原理, 相关观念的政治意义被夸大了。盛赞该共识的国家往往被威权领袖主导, 只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与继续一党制才追随中国, 照搬该共识将诱发新的危机。该共识对抗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被穷国喝彩, 因此是一种新的“南北冲突”, 全球治理有必要允许适度的政府干预以适应中国迅速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但相应的挑战不会来自灵活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国获益者。

  姚洋 (2010) 认为, 中国经济正在向西方市场信条迈进, 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与保护私有产权。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合法性的策略正在山穷水尽:收入失衡加剧, 内外发展不平衡。让公民参与政治过程中的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势在必行, 但“北京共识”有可能因此而终结。刘业进 (2010) 认为, “中国特色”背后是一种制度相对主义立场, 逻辑片面性一览无遗, 以至于觉察不到自我反思的紧迫性。西方国家的九州国际娱乐平台学、经济学、政治学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中国要建构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其实未必。以特色拒绝通行原理而动辄“绝不照搬……”其实是一种夜郎自大, 导致人的行动指南完全以鼠目寸光的短期直接为利益导向, 任何跨期理性行为都很难维持, 不信任貌似与即期理性计算相左的行为而摧毁了数千年的文明积淀, 该共识有必要转向制度普遍主义。李华芳 (2009) 认为, 中国民主法治不彰、行政干预强势依旧会步拉美国家的后尘, 同一种经济学会有不同的政策处方, 但其背后的原则有普世价值支撑, 中国模式特殊论是自欺欺人。“中国特色”隐藏着结构性危机, 出路是减负增收、扩大内需。

  陈志武 (2008) 认为, “北京共识”还要经过更多的检验, 国际学术界多次急于下结论而把世界各国导入歧途, 比如对苏联早期模式与东亚模式的的追捧。中国的形势并不乐观, 但在现有体制尚可维持的情况下, 根本性的革新很难。自大的民族主义者听不进逆耳忠言, 即便你知道会有风险也无力回天。整天对中国唱赞歌不会有实际上的好处, 更有价值的反倒是对坚持“中国崩溃论”的学者从建设性的角度研究他们所说的崩溃的方向与原因, 看有什么现在就能做的, 让中国避开可能的陷阱。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华裔学者 (尤其是有西方国家官方背景的) 与国内自由主义者遥相呼应的相关观点, 更有必要“吸取精华”而“剔除糟粕”。

  五、小结

  从哲学角度思辨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建构, 极有必要拿捏好“普世价值”的普遍性与“中国特色”的特殊性之间的“黄金分割点”。我们不能一提及“普世价值”就否定“中国特色”, 也不能一提及“中国特色”就否定“普世价值”, 二者之间的界限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我们不能一提及“普世价值”就只看到优点而一提及“中国特色”就只看到缺点, 也不能一提及“普世价值”就只看到缺点而一提及“中国特色”就只看到优点, 关键是要就事论事。建构中国特色九州国际娱乐平台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务必强调“扬弃”的辩证法与方法论,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既不输入“华盛顿共识”也不输出“北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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